摩尼教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摩尼教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宋代之吃菜事魔或明教经中西学人考定为摩尼教，诚不可易。”唐长孺在《白衣天子试释》一文中说。摩尼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对当时的明清邪教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么在摩尼教文化中，跟小编一起来看下摩尼教的传播与发展吧。

摩尼教（Manichaeism）的创始人是摩尼（Mani，216年——约274年）。摩尼教主要吸收犹太教——基督教等教义而形成自己的信仰，同时也采纳了不少琐罗亚斯德教的成分，传播到东方来以后，又染上了一些佛教色彩。它的主要教义是二宗三际论，有自己的戒律和寺院体制。摩尼教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从3—15世纪），从北非到中国的福建，在整个欧亚旧大陆上广泛传播。

在汉文史籍里，摩尼教又叫牟尼教（根据译音），也叫“明教”、“明尊教”（根据信仰内容），唐时传入中国，并曾两度被允准公开传播。唐武宗灭佛，累及摩尼教，摩尼教转而成为秘密宗教和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摩尼教的顽强生存能力及其转变为地下组织的过程与其独特的教义有着密切关系。

按照摩尼教的说法，中际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暗既侵明”开始，到形成天地，创造人类，一直到世界彻底毁灭为止。然后，便进入了“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的后际。后际的情景，似乎是向初际的复归，所不同的是，到了那时，黑暗将受到永久的禁锢，再也不能侵犯光明王国了。光明则大放光明，永恒不灭。摩尼教的二宗三际说，对处于黑暗统治下渴求光明的民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尽管摩尼教在数百上千年的流传中，不断遭到各国统治者的禁止、镇压，被东西方各正统宗教斥为异端邪说，终究未能阻止其流传。

可是，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顺利。佛、道二教交相攻讦，唐玄宗也认为“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开元二十年（732）七月下令禁断摩尼教，不过还网开一面，居住中土的胡人“不须科罪”。

安史之乱为摩尼教在中土的命运带来了戏剧性的转折。安史之乱末期，叛军史朝义诱回鹘牟羽可汗（一作登里可汗）进攻长安，唐遣使抚慰劝说，牟羽可汗遂支持唐军东击史朝义，克洛阳。牟羽可汗于次年带睿息等四摩尼僧回到回鹘，辩论三日夜，可汗折服，并虔诚地皈依了摩尼教。在可汗的大力倡导下，回鹘由萨满教改宗摩尼教，确立了摩尼教在回鹘的国教地位。

当时，回鹘国力强盛，援唐平叛。相比之下，唐王朝却每况愈下，内外交困，不得不倚重回鹘，甚至实行和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摩尼教凭仗回鹘支持，重新获得了在中土公开传教设寺的许可。大历三年（768），皇帝发布敕令，允许回鹘摩尼师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之寺”。接着，大历六年，又从回鹘所请，在东南及中原各地建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

唐开成五年（840），回鹘为黠戛斯所破，唐朝乘机攻回鹘，并改变对摩尼教的优容态度，会昌三年（843），唐政府开始对摩尼教下手，没收其寺院庄宅，焚烧其书籍图画，废寺入官，流放其僧侣，甚至“令杀天下摩尼师”，死者大半。会昌五年武宗禁佛，同时禁止各种外来宗教，摩尼教正式被禁。

在一百来年的时间里，摩尼教迅速传播，不能不对唐代社会的社会、宗教及文化思想产生影响。在遭到禁断后，又对下层社会的反抗产生了影响。距摩尼教遭禁不过一百年，后梁贞明六年（920），发生母乙之乱（史称“末尼党类”），另从宋代陆游所撰《条对状》所述江淮地区各类邪教的分布情况来看，很容易发现摩尼教的踪迹（详下）。

摩尼教之“吃菜”，即奉斋之意。摩尼教在秘密状态下流传，也保持了“不事荤酒”的特征。从五代以后，外人将摩尼教奉斋之举视为“吃菜”，供奉摩尼之像称为“事魔”，合称为“吃菜事魔”。有的更直指为邪教：“吃菜事魔，即今人所谓邪教也。”

摩尼教的秘密流传，与北宋末年江浙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呼应，引发了震动两浙的方腊起义等造反事件。元末农民起义一般认为系白莲教领导，但明教的影响显然不能忽视。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谶语性歌谣：“天遣魔兵杀不平，世上能有几人平；待看日月双平照，杀尽不平方太平。”歌中的“魔兵”、“日月”，暗指“摩”、“明”二字，与前述母乙之党奉摩尼之像为“魔王”同出一理，折射出明教的信仰与起义军的反抗目标。

明初朱元璋曾下诏并立法禁止包括明教在内的各种异端信仰，但摩尼教的影响，或许就象黑暗世界的影子，处处体现在明清秘密教门及邪教的身上，例如，宋元时期，明教活动于江浙闽赣，而南宋时期出现的白莲宗也是以这一带为活动区域的；因其活动内容，一个被称为“吃菜事魔”，一个被视为“白莲菜”。两者的互相影响以至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再如，明中叶以后，南传罗教几乎在相同的地点以燎原之势，迅速传播，成为浙、闽、赣等省的主要民间教派，而摩尼教的历史传统和生命力依然在罗教各支派中发挥影响，甚至后来人们一般把江南罗教诸支派都称为斋教或老官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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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大桥简介与历史

鸭绿江大桥，指的是连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桥梁，长589、23米，横跨中朝界河鸭绿江，故名鸭绿江大桥。丹东鸭绿江大桥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是横跨中朝两国的国境桥。它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历经抗美援朝战火的洗礼，铭记着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伟大友谊。现在，依然能清晰的看到桥梁铁架上的众多弹痕和残留的弹孔。丹东鸭绿江第一座桥，1911年10月竣工。1939年7月31日，集安鸭绿江大桥竣工，当年9月1日通车。1950年10月1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一部从集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最先秘密入朝。一军、十六军等42万志愿军从集安口岸入朝作战，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藏族望果节的来历与历史

藏族的望果节是藏族农民欢庆丰收的传统节日，但是望果节没有一个固定的举行日期，而是根据当地农作物何时成熟而定。据说，曾经的“望果”不是一个正式的节日，而只是一种活动。那么望果节是怎么来的呢？一起来了解下望果节的来历和历史吧。

据说，“望果节”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据西藏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早在公元5世纪末，雅砻地区已经兴修水渠，开始使用木犁耕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这时，为了确保粮食丰收，藏王布德贡杰便向笨都都主请求赐以教旨，教主根据雍仲本教义，教农人绕田地转圈，求“天”保丰收，这就是“望果”。但这个时期，“望果”还不是一个正式的节日，而是开镰收割前的一种活动。

公元8世纪后期，西藏进入以宁玛派为代表的印度佛教兴盛时期，“望果”活动也带上了宁玛教派的色彩。公元14世纪时，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来到西藏，通过整顿西藏各教派，格鲁教成了西藏的主要教派，居统治地位。这时“望果”活动便渗进更多的格鲁派的色彩。后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该节日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

相传早在公元5世纪末，藏王布德贡坚为确保粮食丰收向本教教主请教。教主施旨，让农民绕田转圈，由手捧香炉、高举幡杆的人作前导，由高举缠绕哈达的木棒和羊右腿的本教教主领路，领着持青稞穗或麦穗的本村乡民绕地头数圈后，把各种谷穗插在粮仓和神龛上，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届时，身穿各色藏袍、腰系彩绸带的藏胞打着彩旗，毕恭毕敬地抬着青稞穗、麦穗扎成的丰收塔，塔上系着洁白的哈达，敲锣打鼓，带着美好的祝愿，唱着颂歌，绕地头转圈，祈求丰收。然后吃丰盛的野餐。节日一过，紧张的秋收劳作也就正式开始了。欢度祈盼丰收的“望果节”，是辛劳了大半年后藏区农耕者们的最大喜悦。

能有机会身临其境地目睹藏族“望果节”中的“娱神”舞蹈，是长期孜孜不倦的愿望之一。虽对“望果节”早从资料上了解一二，但我想了解传统“望果节”及其起因、演变，和仪式上人们如何以舞酬神等等，最可靠的还是要在资料基础上亲临现场，参与到节日活动中去。为此，节日之前，我们便尽可能地进行资料查询和采访。

庆幸的是，居然在《笨教历算法》中找到了“望果节”的来历：传说公元5世纪末，藏王布德贡坚向笨教教主寻求保佑作物丰收的办法，教主指出：让农民们在即将收获的田地周围绕行并以舞蹈娱神，上天即会赐予丰收。从此，每年收获之前，笨教僧侣便作为祭祀队伍的先导，高举幡旗，手拿缠绕哈达的神杖“达达”与羊右腿，率领各个村落手持青稞麦穗的农民和肩背插有各色小旗、盛满青稞麦粒小木盆的盛装妇女，排成长队，围绕农田进行“收敛地气、祈求丰收”的法事游行活动。

在这倾村而出的浩浩荡荡游行过程中，人们以不停的口号与咏唱，赞美神灵、祈求丰收，直到“绕田游行”队伍回到村中，人们把手中附有神灵意志的麦穗和小旗插于谷仓或神龛，才结束了“望果节”活动的第一部分。

西藏农区“望果”活动的祭祀仪式，在8世纪中叶前十分简单，至8世纪下半叶黄教创立后，“望果”活动被加入了宗教色彩，形成具有一整套宗教祭祀仪式的欢乐活动。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为预祝丰收，包括“绕田游行”和“庆典”两部分内容的“望果节”，才被列入藏族农区的正式节日。

后藏农区“望果节”的活动日期，随青稞麦成熟而定，节日3至5天不等，规模大小和时间长短，依各乡经济实力而定。活动的举办可由几个乡联合，也可各乡单独进行。经联系，将被邀请参加离日喀则市不远，由司马、望堆两乡联合举办的“望果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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